海外中国医学史｜迭戈·阿穆斯：流行病史的用途与滥用
复旦大学高晞教授组织的海外中国医学史系列讲座第四讲于2021年12月11日举行，主讲人为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历史学系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迭戈·阿穆斯（Diego Armus）。阿穆斯教授专注于拉美史、医学史等领域，近期主编有《灰白地带：拉美历史中的医者》（The Gray Zones of Medicine: Healers and History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21.）一书，已出版专著有《结气之城：1870—1950年佳气城的健康、结核与文化》（The Ailing City: Health, Tuberculosis, and Culture in Buenos Aires, 1870-1950,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预计将于2022年出版《杂交：阿根廷治疗技艺的今与昔》(Híbridos argentinos: Pasado y presente en las artes de curar)，他亦有关于20世纪布宜诺斯艾利斯吸烟习惯史的写作。在本场讲座中，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勇安教授担任与谈人。张勇安教授主编有《医疗社会史研究》集刊，最新一辑将与阿穆斯教授合作，着眼于拉美医学史。讲座通过此前经验与当下体验的对照，一方面说明流行病史并非在于为当下提供详细的应对路线图，而是在于帮助我们认识到如何面对不确定性，认识到对疾病的理解具有过程性，另一方面将当下疫情记录之庞杂与此前历史遗存之流散两相比照，显示出流行病史记述中自有诸多孔隙，身为历史学人当对基于此所下的论断保有谦卑。此处译者化用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为题，以期疾病史之研究在纪念碑式、怀古、批判性等张力间与某种药中认识到寓言性的回返。
阿穆斯讲座迻译如下：
我将从历史角度来谈谈流行病及其应对，不过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主要基于生物医学（biomedicine）的表现，或更为概括性地说，基于所谓西医的表现——一个难以捉摸的标签，且在历史编纂中被使用与滥用。本次讲座重点不在于说明生物医学之外还有其他医学传统——有些比生物医学要古老得多。更有必要强调的点在于，我相信这些实践和知识的汇集体系之间已经并仍在进行对话（当然这样对话的强度不一），且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这样的杂交性结合在新冠期间更受关注与富于价值，因为皆是体现诸多不确定性的局面。基于以上评述要点，以下将从历史角度分享我关于流行病的一些看法。
无论你身处布宜诺斯艾利斯、纽约还是武汉，书写和思考流行病比同其生活要容易得多。这是一个非常规的公共事件，具有非同一般的强度与戏剧性，揭示了个人与社会经验之间的距离及其叙事可能性。在21世纪20年代末，新冠的全球流行被实时性地书写、阅读与聆听。恐惧与紧迫感，印刷与数字媒体的实时动态性，吸引着我们来叙述它。
流行病的局面无疑是晦暗不清的。其中的不确定性使得那些自认为有话要说的人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预测。由此，大量叙述产生了。大多数时候，他们是真诚且合情合理的，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临时拼凑。他们试图提供应对后疫情时代（post-pandemic）的危机与挑战的最佳方式。
过去的一些流行病通过个人经历的叙述为我们留下了故事，或所谓印象。不确定性在这些叙述中占主导地位。这出现在著名的《十日谈》和笛福（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纪事》中。拉近一些，像凯瑟琳·波特（Katherine Porter）撰写的关于1918年大流感的《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当然还有20世纪下半叶关于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病流行的故事。
即便当下新冠仍在继续，也已经产生了诸多个人叙述与论坛网站，许多人在集体不安和困惑的时代展示着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些个人叙述并没有教条性的宣称或野心。有些是很谨慎的。有些则是阴谋论、不负责任的评论、某些煽动性的反思。对后疫情时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日常生活、乃至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的前瞻性诊断也比比皆是。但这些叙述似乎早已被其他的所取代，且缺少个人性。其中表现出的确定性显得为时过早。
大流行的紧急性引来哲学家、散文家、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文化评论家，乃至精神分析师的目光。他们以各种语气——反乌托邦与乌托邦，世界末日与美好未来，或是临时拼凑或是有所准备——他们倾向于强调未来与我们所熟知的过去大为不同。他们在未来学（futurology）或仓促的断言中讨论、庆祝或完善这些危险的说法。这些都是快餐文化的例子——这在新闻业中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时期，这种文化与数字媒体共进，而其他领域的反思和评论往往传播得更慢。
所有这些声音都颇为大胆地进行评论。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不负责任地，从只有一点点把握之类的陈述来强调公共卫生的无能为力或效率低下。
一些主题在这些叙述中反复出现：需要多少管控来应对危机；国家和私营部门在预防和管理公共卫生方面的作用；国家应对全球健康问题的局限性；流行病带来或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在公私领域的日常习惯；以及后疫情时代能带来多少自由。
在我看来，几乎所有这些叙述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无法应对流行病境况下的不确定性，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由于这是一种与未知病毒相关的新流行病，这一事实加剧了不确定性。
与这些叙述不同，个人故事给予这些流行病相关的不确定性以适当的位置。病人或担心生病的普通人的种种经历，充满各种不确定性。流行病学家、病毒学家和卫生从业人员也发生了类似状况，但他们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因为这些学者明白流行病（尤其是新的流行病）的特点是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的不确定性。对他们来说，流行病无处不在，但不是一眼就能看穿所要发生的事情，而是需要在迷雾中识别和使用尚未证明有效性的稀缺（应对）资源库。专家之间有争论，有交流，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最终会被纳入政治的决策领域。但他们的重点很明确：了解病毒并尝试尽快出示最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当一个人不以超越时代性（anachronistic）的方式看待过去——也就是说，避免用另一个人的视角和感性来重构、解释一个时代的事件时——就会发现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相关叙述比比皆是。有些人会谈及流行病的复数性，以复数的标准来谈论流行病，考虑流行病所发生的特定时间与地点，避免以超越时代性的观点来定位流行病，身为历史学家也不见得比他们做得更好。这里的复数性在于传染病是关于霍乱、流感、艾滋病、登革热、麻疹、新冠种种。我深信每种流行病都是特殊的，而非笼统地概括。每一种流行病都是独特的，由特定的微生物引起，相应社会该如何面对、反应与解释它。
疾病和流行病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有些确实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来避免它们，那就特别令人恼火。但同样真实的是，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稳定。许多流行病的出现是由于非人为因素（如基因突变）、人为干预（如环境改变），且与特定社会背景交织在一起的非平衡态。以大规模人类迁徙为标志的时期加剧了流行病的爆发，这种流行病经常反复、连续，并与各种微生物有关。数十年来，世界全球化加速发展。在美洲，这样现象自欧洲人的征服时代以来就屡见不鲜，且在16世纪和17世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及当下尤为突出。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作为社会现象，流行病展现为一种似乎在重演自身的戏剧。微生物和其他物种之间的关联是某种意义上的序幕，这严格来说是生物学的，对人类而言并不明显。然后是第一幕上演，当这种微生物从动物转至人类时，在特定环境中引发流行病的爆发。接下来是尝试忽略或隐藏这种新情况，但这都被证明是不成功的，特别当流行病爆发已经被承认和接受时，它就使得个人和集体都为此背负上了各种意涵与紧张感。最后，在造成严重破坏和死亡之后，流行病会失去力量并逐渐消退（大多数情况下，但并非总是如此，因为集体免疫进程不能人为干涉）。戏剧的最后一幕是流行病进入个人和集体记忆的复杂领域，人们选择铭记或选择遗忘。
在这场流行病的戏剧化过程中，一系列话题反复出现。一个自然少不了的话题是同时代人如何试图了解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传染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的起源地在哪里——通常是一个肮脏的地方。但还有更多，例如，面对传染的个人和集体反应，包括那些可以逃离感染区域的人或努力将自己与外界隔离的人。此外，试图理解这一灾难所做的解释与辩护，诉诸确定责任人，污名化所谓的传染病携带者，通常是以他们的社会条件、种族、民族、宗教、国籍、性别、年龄或其他任何东西为标志的他者。当然还有旨在驱除这一无形敌人的仪式和宗教，不仅可为信徒提供一些平静以应对恐惧与未知，同时也对灾难做某种道德化解释。
但是，尽管戏剧中出现的主题已经产生——并且显然仍将继续——似乎也激发了近乎普遍且永恒性的叙事，但事实上它们也承载了每种流行病各自的特殊性。因此，需要确定引发流行病的特定病原体；它是如何流通的；流行事件的新颖或熟悉程度、持续时间和重复发生率；或多或少的地域性；促进其传播的环境和气候。当然还有自流行病以来，其产生的具有社会差异化的影响，即使任何人是其潜在受害者，该影响也远非民主相分，它总是会更多影响到社会中最脆弱的那些群体。流行病是一场波及每个人的海啸，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资源来应对。
当然，流行病并不是人类疾病体验的唯一方面。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疾病：急性与慢性、创伤性与非创伤性、流行性与偶发性。每一种都代表一种独特的现象，无论外行还是医生都能理解这种特殊性。
应对流行病的恐惧和焦虑，迫切需要某种理解和确定性。每一代人在其特定的文化环境中都各自找到身边的材料来塑造对流行病的感知：气候、罪恶、污浊的空气或水、细菌、病毒。解释的努力反映了每一代人都基于当时的认知与科学工具建立起文化或认知性的假设。
一方面，偶发性、地方性和慢性疾病的起源呼应于与个人生活经验相应的一些纵观习语。另一方面，流行病的解释又是集体性的，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中定位。流行病必须及时发现且寻找原因，因为这会影响许多人。
在医生了解特定的传染源之前，对流行病的医学解释往往是整体论的：流行病是独特环境配置的结果，是对气候、环境和社区生活正常安排的干扰。流行病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意味着无序。
在大多数历史实例中，为建立关于流行病在文化上的适当解释框架，主要考虑三个要素——具体环境、传染性、易感性。
占星学、气候和地理的因素被当时人广泛用于解释黑死病。例如，14世纪的黑死病理论说明了这些概念的持久效用。与此同时，对传染病携带者的恐惧也很强烈。假设的易感性有助于解释瘟疫的入侵性。
黄热病引发了关于疾病携带传播性的激烈争论。关注黄热病起源地的医生倾向于认为这种疾病是由致病性环境条件引起的，这些起源地通常卫生条件差，随之而来导致腐烂物质的积累，在其分解过程中产生了引起疾病的瘴气。当然，这种瘴气可能会被视为污染物，但正是那些无序的环境条件导致了它。而提倡传染论的医生则强调疾病症状的各种特异性，以及特定人或无生命物体似乎有接种/感染（inoculate）更大环境的能力。为了支持这一立场，他们指出了黄热病的携带传播性，因为似乎黄热病总在船只港口抵达后突然爆发。不管是从环境论（configuration）或传染论（contamination）的角度来看，易感性解释了像穷人、不道德的的人和虚弱的人会更多死亡的现象。
黄热病表面上的携带传播性仍然是传染论学者最有力的经验基础。然而，那些强调当地环境的人很容易反驳这一论点——甚至承认需要有一些外来影响来触发黄热病的爆发。故而关键问题在其他方面。即他们会强调，无论这艘被黄热病感染的船受到何种神秘性的影响，它都不会感染保持市政清洁的社区：致病物质在不适当削弱当地条件的情况下将会保持无害。
同样，在关于霍乱的辩论中，许多医生避免了传染论或反传染论立场的简单版本。他们有选择地构建他们的病因，强调特定的接种/感染和使其能自我繁殖的环境。就斑疹伤寒而言，德国病理学家魏尔肖（Rudolf Virchow）在1848年提出了一种折衷性、批判性和整体性的解释。他指责普鲁士政府竟能容忍工人群体中存在容易滋生疾病的压迫性生活条件。对他来说，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健康和疾病可以被认为是反映所处社会的道德和物质特征的指标。
但这种社会学式的流行病学很快就面临新数据和新思考方式的出现。以现代性和以实验室为导向的形式，细菌理论使医学观点转向传染论，不过它也并没有消除关注环境的冲动。对社会医学的持续关注、对健康与疾病的环境决定因素的兴趣仍然与新的细菌病因学说不断对话。
即使在科赫（Robert Koch）于1883年发现霍乱有机体之后，他的同事佩滕科弗（Pettenkofer）仍坚持认为，弧菌是这种疾病的必要但不充分原因。微生物必须在地下水（subsoil water）中成熟一段适当时间后才会变得有毒。他的理论体现了一种固执的愿望，即保留一个古老的、整体的、面向环境的解释框架，同时结合特定微生物的作用。因此，尽管细菌理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医生本能性地尝试将这些新角色置于传统叙述中，将流行病视为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也许将结核病视为一种流行病来讨论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现在将其视为一种慢性地方病。然而，对于19世纪末的医生和公共卫生当局来说，这是一种流行病，且是一种独特的、无所不在的流行病。结核病生物体的普遍性似乎证明它依赖于与各种诱发因素的相互作用。
要解释这种疾病的病例发展，无疑在科赫氏杆菌的随机接触外尚需更多说法。结核病——同婴儿死亡率一样——一直是20世纪政策辩论的重要数据来源。两者都被用作指示社会健康与否，两者都用来证明整体论和多因性的公共卫生取径。
自观察者首次注意到结核病死亡率下降的19世纪后期，直到当下最新的历史编纂，这种死亡率下降——在缺乏有效治疗方法的情况下——已然用来证明二十世纪更为环境论或整体论取径的现代版本，但这越来越多地被狭隘生物病理学解释所主导。
体质医学/整体医学（constitutional medicine）、身心医学（psychosomatic medicine）以及对（心理）压力的相关强调都可视为抵消生物病理学解释权重的努力。在不少情况下，它们在疾病发病率的塑造中带来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维度。这些反还原论的立场构成了整个20世纪在生物医学主导之外的少数派声音。
这些不同的观点也说明了如何对抗流行病。这场战斗是具体的，对隐形敌人的军事性反应一再发生。但情况会各有不同，不过取决于面对的是可以更快、更有效地采取措施的已知敌人，还是当前毫无所知且出其不意的新敌人。在某些情况下，这需要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由生物医学和卫生工程设计所做出的回应。在其他情况下，它需要人们日常行为对此做出短期或长期变化。当然两者往往兼而有之。例如面对肠胃疾病这样的常见病，就此的军事性反应似乎消失了。这些通常是可避免的疾病，会变成地方病或慢性病。在许多人的生活中，通常是最贫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功地归化或自然化了这种疾病。
流行病一词通常用于相对急性、具有传染性和致命性的事件。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在谈论肥胖、吸烟习惯导致的肺癌、车祸导致的死亡、家庭暴力的流行。但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之间——大概80年左右——人们则一直在谈论结核病的流行。关于艾滋病也已有将近四十年的讨论。
我试图强调，流行病的世界是并且仍将是多样复杂的。将某些疾病（而非其他疾病）限定为流行病最终似乎会是一个政治性（关于相关决策）的决定。
二、流行病与不确定性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试图强调谈论某种特定流行病而非简单概括总述的重要性。生物和社会文化上的特殊性再次关涉不确定性的问题。
其中一些不确定性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伴随着巴斯德革命，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充斥在精英和普通民众生活中的各种迷信和信仰都与流行病失去关联性。首先，这是因为不同国家开始以新兴的健康科学名义应对危机，新技术、新的社会偏见和新的医疗监测装置得到结合。然后，这是因为医生和卫生工程师等新兴专家的知识—权力整合，公共卫生行动被合法化——特别是在城市——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生物医学着手确定无形的特定微生物，长期以来，这些微生物一直使得我们以单一因果关系的方式来解释疾病：将病菌、病毒或细菌等同于疾病。实际上，这是一个不那么彻底的胜利，因为识别特定微生物只是第一步，并不一定意味着还了解它的传播方式和速度、易感人群、持续时间、致死率、病因。
因此，对特定流行期间的事件仅仅以生物医学解释是不够的，并不能满足受感染者的需求。这些解释在一片各式各样的信念海洋中航行——传统的、宗教的、科学的——它们相互竞争，影响着政治权力以并不均衡的权重来应对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以上提到的，出现了对抗微生物这样隐形入侵者的战争（准军事性）修辞。在它面前，生物医学部署了魔弹（magic bullet），即结束流行病的及时、有效方案。疫苗一直同魔弹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疾病史中很少有真正的魔弹案例。天花算是其中之一，尽管这用疫苗也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根除这种疾病。对比疫苗发明的缓慢性与正如当下挑战的紧迫性显示了大多数案例其实都失败了。多年来，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效果参差不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存在某些疾病没有针对性的疫苗，比如针对艾滋病的疫苗，针对最近非典的疫苗。
生物医学的不确定性远远超出了寻找魔弹的范围。有一系列可能的干预性武器库——无论是特定的还是非特定的——旨在应对某种疾病，这其中包括疗法和药物，当然，要达成有效的科学议定不可避免会较为缓慢。这是疾病史上仍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在评估医疗干预的有效性及其在群体免疫发展中的作用时，并不总是可以获得令人信服的答案。其他因素，诸如生存的物质条件，也会计入这些免疫性的获得。出于此原因，巴斯德革命所推动的、在解释疾病方面的单一因果关系（mono-causality）仍值得批判性地讨论，不要忘记其局限性。
在流行时期的生物医学不确定性之外，还有公共卫生的不确定性。我指的不是那些处理已经被问题化了的议题、处理非流行病时期中典型问题的社会政策——例如贫困、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在社区中导致人们生病的不健康居住环境。
相反，我指的是应对流行病带来危机的社会政策，指的是应对紧急情况所采取的措施，当然这些都是特定与具体的。与其用过去的例子来说明其他流行病，不如每天关注新闻，发现应对新冠的各种策略和举措：何时定义这种流行病成为优先事项，将之添加到业已存在的流行病体系中；何时、何地限制外国人入境；对港口和机场实施哪些控制措施；什么时候戴口罩和手套；与国际社会协调多少；面对流行病，公共卫生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日常政治的琐碎和裂缝；在防控、寻求治疗手段、出于很高代价达到必要的群体免疫水平三者之间，何为首选；应该实施多少、多长时间以及多严格的社会隔离；如何处理公共卫生和经济因素，即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正规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这些层面中；面对危机需要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集中。
没有必要继续说明试图应对流行病危机所涉及的规模、重要性和复杂性。由于现用资源的有限性强加了这一禁锢，因为确保最佳结果的最佳方法与策略亦存在不确定性。
出于此原因，且再以当前新冠为例，像中国、新西兰、瑞典、韩国、意大利、日本、德国、阿根廷等国已经部署了多种国家战略。而像美国，联邦政府的危机应对会受到一些州政府的质疑。如果大流行的局面有力地恢复了中央政府在应对危机中的核心和决定性作用，这首先会出现在卫生层面，同样也会带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具体视国家而定，这场多层面的危机加剧或重新认证了合法性权威机制的行使。面对这样的健康危机，相关风格的政府干预或有成功或有失败。
流行病时期的公共卫生也几乎没有调解中介，直接暴露了个人和家庭这样的私人世界与公共领域之间本来模糊的界限。然后，不同的文化，或多或少是有个人主义的，或多或少带有关于个人自由的观念，可能会由此伴随不同程度的冲突，公共健康要求社会改变日常行为以减轻传染和控制流行病。接受社交距离和戴口罩只是两个例子，但其实还有更多。
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的不确定性气氛促进了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扩散。有些是幼稚且荒谬的，有些则用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语言表达，但无法提供最低限度的可靠事实和数据支持。历史上同样有这些阴谋论。在当前的大流行期间，它们也在一直传播。未来它们将继续传播，因为在那些试图在传染病、疾病和死亡中幸存下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它们作为诸多不确定性始终萦系。
一些社会和文化在缺乏确定性的流行病时期以耐心与韧性度过难关。一些社会和文化则不这样做，或是因为他们对科学、医学或政府的信任度较低，或是因为他们没有设法利用此前的流行病经验，没有设法了解这些非同寻常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些事件也总有开始与结束）。
三、流行病的遗产
并非在所有流行病中都有相似的遗忘性。
在19世纪下半叶，大城市的生活被流行病打断，所以确实很难忽视或忘记它们。但当某些传染病的控制在20世纪初稳步推进，这些循环开始失去力量，不再重演。这种新环境使得遗忘变得容易。在西方，上个世纪和现在的几代人——无论他们的教育水平或社会状况如何——直到媒体上出现关于新冠的讨论之前，都没有1918年大流感的最低限度记忆。1950年代的脊髓灰质炎流行也是类似的遗忘情况。
对1918/1919年大流感有以下一些了解。它发展时的不确定性，对它应对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文化和经济拥有其遗产的方式使得我们在新冠时期，也多注意一下后疫情时代的现实与常识。
在期间和随后几年中，不难理解会出现解释其爆发、症状、传播速度、致死率的一些原因。在美国和欧洲，它是毁灭性的。它在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南非、加纳、苏联和日本亦同样肆虐。当然，也影响到了中国。相比之下，在拉丁美洲没有那么严重。大约有4000万-1亿人，且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死于大流感。曾经试图制成疫苗，但并未成功。
一时间，该流感的病原体是一个问号。直到1933年，其病毒才首次被分离出来，从而摒弃了它是细菌的假设。十年后，第一批疫苗问世。但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促成了其消退？如何降低该病毒的传染性？一些特定的医疗干预措施有何相关性？如何解释它在地球不同地区的不均等影响？为什么它会杀死特定的个人，而不是其他甚至属于相同年龄、种族或阶级群体的人？
除了这些生物医学的不确定性之外，还必须添加其他的，比如公共卫生。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试图了解特定的非药物干预措施是否会影响流感传播的治理。近年来，两项针对美国案例的研究得出结论，在少数保持社交距离、采取隔离措施、关闭学校、频繁洗手和戴口罩的地方，传染似乎有所减少。其中一项研究还得出结论，如果隔离时间不足以避免随后的死亡率飙升，会带来比第一次更加残酷的情况。
1918/19年的大流感很快就被遗忘了，即使在1957/58、1968和2009年发生了不那么致命的几次后亦是如此。几十年时间的流逝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新冠到来之前它被忽视了，但令人惊讶的在于，1918年大流感后的短短几年里，就已没人记得它。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超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在报纸头条、讣告页面和集体记忆中掩盖了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大流感死亡是一时而起，虽然残酷但短暂，随着大流感消退，人们的记忆也随之消失。另一方面，战争的死亡记忆成功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更长时间地留存，并设法避免被遗忘。记忆的运作很难解释。或许这场战争被认为是人类造成的悲剧，也许大流感已被标记为一种残酷的、意想不到的和无法解释的现象，最好不要让它在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
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这些1920年代伟大的美国故事讲述者，他们的叙述几乎没提。甚至20世纪使用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也忽略了它，从而强化了几代人的集体遗忘。大流感加剧了战争带来的经济困难，但充满活力和扩展性的1920年代加速了其忽视。一切似乎都在表明，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的政府是就1929年经济危机、而非就1918/19年的大流感推动了1930年代和40年代更具包容性的医疗保健政策。
在美国（我怀疑在西方的许多地方也是如此），大流感的遗留问题——除了死亡——似乎是温和的。没有什么一切都会不同——正如面对当前新冠许多评论员所强调的那样。没有大流行带来的前后之别。相反，在远东，至少在某些问题上，大流行的遗产和记忆并不那么难找。
口罩的广泛使用说明了这一点。整个20世纪，它们一直在减少感染。口罩出现于1910年，当时一场流行性肺炎（肺鼠疫）袭击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在现代细菌学出现之前，中医关于瘴气的概念帮助了口罩的广泛传播和接受。因此，它们在1918/19大流感期间被使用。它们在毛泽东时代也被使用。过去几十年的环境污染以及2002、2006和2009年的情况再次证实了口罩作为个人健康的客体和健康现代性的证据。除了它的有效性之外，口罩成为一种卫生和反抗传染的文明姿态/公民性（civility）。日本也是类似，特别是在1934年流行病之后。韩国同样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三者政治制度各不相同。
在1918/19大流感期间，西方并不缺乏口罩。但很快，口罩就消失了。加缪（Albert Camus）在他著名的《鼠疫》一书中提到它们，但这不过是在普遍遗忘中的快照。这次新冠使口罩又回来了。在纽约的夏天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冬天，口罩是城市场景的一部分。它们出现在商店里，人们制造了它们。有些人以有纪律的方式使用它们。有些人在设计、颜色和材料方面对它们进行了美化。有些人将它们政治化并抵制使用。
在这次口罩的回归中，一些评论家预测了一种限制接吻文化的到来。这位评论员应该注意到，人们并没有停止接吻；当他们感到不适或知道自己生活在流行时期时，他们会戴上口罩。所以，没有突然的文化、日常生活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对不断变化情况进行合理的个人和集体调整。一种集体性卫生的文明姿态/公民性的有力例证。
四、身为历史学人，如何在当下大流行中自处？
让我以个人性的评论结束本次报告。我是一位历史学家，但认为历史无法定义详细的路线图来避免错误，它只能提供一般性的指导方针，并勾勒出过去个人与社会所经历的复杂性。因此，让我概述一下本次大流行给我的一些教训。
第一个：书写和思考流行病比同其生活要容易得多。
大流行一直并将继续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马拉松历程，设想历史帮助我们在当下的迷雾中航行，在我看来，一派胡言。换句话说，我们作为历史学人自然会理解我们的工作中充满不确定性。
第二个：用这次流行病教给我们的工具和问题来回顾过去同样是有风险的。
新冠提供了大量证据——这是未来研究它的历史学家的重要资源。毫无疑问，这些材料资源比我们研究19世纪末或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流行病时所拥有的要丰富得多。
在几年前的一次访谈中，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回忆了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的箴言：历史就像瑞士奶酪，充满了孔隙。面对这些孔隙，作为历史学家而非小说家，我想要强调的是证据的缺失产生了历史孔隙，但历史孔隙本身又是整个历史奶酪的一部分。我认为将那些孔隙包括在我们所尝试解释的过去之内是合适且必要的。
正如我以上所说，过去的流行病没有像本次新冠那般留下如此丰富和各种形式的资料、记录。但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稀缺性（scarcity）。我们经常面临这些孔隙，这些孔隙让我们对难以捉摸与充满不确定的过去进行揣摩。重读此前关于流行病的文章，也包括我自己所写的在内，我觉得也许应该更加认识到我们由于缺乏证据而无法讨论、解释或揣摩的内容。我的意思是，新冠期间的事件密度使得我们要对研究历史（及下论断）本身保持谦卑。也许我们可以明确表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问题的答案。但对于很多，我们只剩下问题了。有时，提出这些问题本身比重复性的概括更为相关、有效与准确。
正如以上所言，我不相信历史提供了指导现在和未来的教训。历史所提供给我们的倒是诸多视角。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在结束时指出，如果过去确实向我们揭示了某些东西，那就是其他流行病时期与我们当下经历的同样甚至更为悲惨。当然，这不应成为我们的安慰，但它可以帮助我们以某种视角（或洞见）来看待当下正所经历的。
阿穆斯教授演讲后，张勇安教授就载体如何影响个人表达与记忆塑造等话题提问，听众则探询面对疾病之时，在科学溯因的信靠外，何以取军事化之隐喻。阿穆斯教授认为前者某种程度上给予我们一bottom-up的视角，后者则是借由二元化来获得些许确定性，从而在危机中觅得支撑。然若深究，以上当分别关涉记忆之三种持存（Stiegler）、修辞术之施用与限度（Gorgias）等向度，实难在此具体展开。或许这样的延伸性当以译中贡布里希所言，瑞士奶酪，充满了孔隙：一方面伯克先生的（定量分析）投射论理想得近乎带点天真，理论性的把握同样不擅在丝丝皆入扣这点上着力，自当怀有谦卑；另一方面孔隙提供某种直觉性的留白空间，正如阿穆斯教授提到的视角性/洞见，遭临不确定之湍流（turbulence），也非绝然不可意会此中流向[同为贡布里希与伯克访谈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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