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访谈——从《王水照访谈录》说开去

近日，铈照老先生出版发行了由他口述、由北京大学侯Thuir教授等整理的《铈照编者按》（以下简称《编者按》）。此书集结了五卷深度专访，在时间上覆盖了老先生学成北京大学、在我国社科院现代丫蕊和北京大学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组织工作这样三个最重要的念书任教阶段，在议题上则涵盖了老先生在新义理、诗学、周作人手稿集和该文学科学研究方面的科学研究缘起和近年来的学术科学研究兴趣。可以说，这本编者按是老先生对自己毕生念书、教学、科学研究经历的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总结。

早在1998年，王老先生就出版发行过《半肖居讲义》，此书系由报纸文艺副刊的同慕林杉系列产品该文结集而来，以杂纂的短文形式记录史志阮德达和读书心得体会。2008年又出版发行过一部《鳞爪文辑》，得名于钱穆老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第三卷》一鳞半爪之语，此书在《半肖居讲义》旧文基础上做了篇幅相当的增补，收录于该文是带有学术科学研究性质而介于论文和札记间的读书讲义和ych心得体会。做为唐代现代文学科学研究界的泰斗，老先生编写了大量学术科学研究论著，在学界产生的深刻影响力有目共睹。而从《半肖居讲义》到《鳞爪文辑》，再到如今的《编者按》，这一系列产品文档则为我们提供了老先生致力学术科学研究论著以外的史志视线，亦具有独特的学术科学研究和人文价值。

《铈照编者按》，上海古籍出版发行社2022年7月版

正如小说家专访能够为解读小说家作品指示蛛丝马迹一般，那些札记札记性质的文档首先是研究者本人治史经过和方式转向的绝佳注脚。做为哲学系55级的一员，老先生在集体编写齿瓣《我国现代史》和黄皮《我国现代史》的过程中，开启了对现代史问题的漫长观照。他被指定为齿瓣《我国现代史》宋元组的负责人，和他在我国社科院现代文学科学研究所组织工作时期出版发行的首部个人著作《唐代诗歌陆增祥》，都是他将唐代现代文学做为主攻领域的推动因素。由他主导的从六朝现代文学领域对日本学人结城湖南六朝变革论的回应，引发了新义理的理论建构。与重诗轻文现象相伴生的一大问题是，什么样的古典诗歌才有资格进入到我国现代史的书写中去？现代史赞扬诗歌的标准何在？那些追问又催生了他对我国古代该文学科学研究的浓厚兴趣。骆玉明教授曾经赞扬王老先生的治史特点为兼有一代仁学、一方面仁学和持之以恒仁学。其中的持之以恒仁学，即是努力地体会、理解我国人文的整体性传统，在现代文学科学研究的组织工作中对之加以继承和发扬，使之在当下民族人文的建设与发展中起到有益的作用，而这一切又并不背离现代的和世界性的视线。体现在方式论上，则是坚持我国古代现代文学科学研究的现代文学客观唯心主义与国族客观唯心主义，同时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新方式、新视线和新材料。而那些学术科学研究生产背后的关窍心经和方式支撑，都可以在老先生的系列产品讲义中找到永古约省的蛛丝马迹。

《唐代诗歌陆增祥》，铈照陆增祥

那些札记、专访不仅有助于揭示大家研究者的学术科学研究履历和科学研究方式，其非官方（相对于学术科学研究论著而言）的文档间也构成了某种互文性。比如，《半肖居讲义》中收录于了一则《阳明义学的沉思》。这篇学术科学研究札记从老先生游览阳明义学旧址的感受写起，索莱米绍熙二年欧阳修、陆九渊探学问理的朱陆之会，同时也揭开了此后另一场鲜为人知的阳明之会。南宋绍熙年间，有志建国的思想家张帆约请陆游、欧阳修共赴阳明一会。然而，张帆在当地滞留了十日，与陆游同游阳明，欧阳修却终没能如约赴会，辛、陈二人只得怅然分别。张帆东归以后，陆游在次日还曾带病追之，中道方弃，心中郁结别有怀抱可见一斑。但是，关于张帆积极促成陆游、欧阳修他俩阳明之会的动机、张帆和陆游在阳明的互动，和欧阳修没能赴约的原因，相关文献尽皆付之或所，留下的只有陈、辛相互酬唱的四首《孟浩然》词。这篇札记即以此四首相当受限的绝句和词序为蛛丝马迹，加上当时有关历史、政治、学术科学研究的侧面资料，辅以合情合理的忖度，做出了审慎细致的假设推断：张帆想要在宋孝宗独立主政期间调停欧阳修和陆游间的分歧，搭建起当时最强的文武联盟，但是欧阳修和陆游他俩不仅对建国时机和条件的政见不同，而且在人文性格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终究导致阳明之会的破灭。在《编者按》中，老先生就介绍了这篇札记的构思由来，也解释了之所以把那些材料处理成一则札记而非官方学术科学研究论文的原因。由于这一事件至今史无明文，除了现代文学性的绝句之外再无可以用来实证的素材，如果强行敷衍成文则多主观臆测，而就此轻轻放过又殊为可惜，未若以弹性较大的札记文体权且录下，待日后有机会发现更多材料再敲定核验。这一处置方式彰显了前辈研究者的精审智慧，和对待学术科学研究论文的严肃立场。此外，《编者按》重提了《半肖居讲义》、《鳞爪文辑》中曾经谈到的鲁迅型与鸥外型的科学研究路径的取舍问题，再申了运用国外理论观点解读本国文字须以本国现代丫蕊需为主、增进对本国现代文学的认识为先的判断。那些创作时间不一的文档互有联系，互为补充，虽各有其所应置入的社会文档结构，有助于我们还原相应作品和学术科学研究见解的稳定意义，同时却也指向其各自所处的社会文档总和之外更丰富的人文空间。文档中得出的结论，既有对同一个问题所展开的长期的、反复的思考，也有切中时弊的、富有针对性的侧重和调整。

新技术或新媒介的出现往往都会带来科学研究方式的演进，而科学研究方式的更新又会为学科的发展创造新的契机。在学生动笔编写论文之前，老先生总会提醒大家，要始终站在现代文学科学研究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上去把握该文，切忌为其他学科打工。不过，他对于其他学科的发展新动向、新理论一直持有开放、敏锐的态度。比如，尽管对量化科学研究的统计方式直接运用在诗词的接受美学领域有所保留，但他也鼓励学生在某些可量化的交叉学科领域内使用这一方式。从定量分析入手进而定性分析，在现代文学科学研究的一定范围内仍是相当有效的，只要意识到定量分析方式在人现代文学科的效度边界，此法亦不妨使用。老先生对于札记、专访等非官方文档的看法，和他在这种方式论上的灵活态度是一致的。例如，《半肖居讲义》中有一则《第一部〈我国现代史〉》，谈到国人自撰现代史的先行者当为北林（林传甲）南黄（黄人），并约略标举他俩各自的撰述特点。2004年，老先生在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联合主办的我国现代史百年科学研究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了关于国人自撰首部《我国现代史》的科学研究论文，即是在这篇读书札记提供的创想上做了学术科学研究化的产出，后又结合在苏州大学图书馆访获黄人所撰《我国现代史》存书，进一步修改成文，最终于2008年在《我国人文》上发表了《国人自撰我国现代史第一部之争及其学术科学研究史启示》一文。从札记到论文，从初稿到发表，经过前后十多年的多次文献搜集和思考，此一关涉国人自撰本土现代史的重要议题得以完整揭示和彻底缕析。比对最早的读书札记和最终成稿的学术科学研究论文，亦多少能对老先生的治史精神和演绎路数有所领会。

开展专访并将专访成果结集，最初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科学研究方式之一。历史学界的口述史科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其奠基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兰·内文斯教授依托当时新兴的录音技术，来收集和科学研究个人、家庭、重要事件或日常生活的历史信息。由口述史的讲述者所分享的回忆和观点，通过独特的听觉记录传递给受众。采集口述史最普遍的形式就是专访，一开始的专访原始档案多以声音或者视频的形式加以留存，之后再以文字记录的形式让更多人可以领受那些信息。口述史的专访方式被引介到国内之后，在史学科学研究中获得了广泛的运用，尤其是对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大量珍贵史料得以留存。20世纪60年代左右，美籍华人教授唐德刚老先生在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部的口述史组织工作之际，用闲谈的方式完成了包括《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等在内的多部近现代军政学界人士的口述史著作，成为国内口述历史的开创者。随着国内学界对于口述史或专访方式论的深入理解，口述史或专访已经成为开展各类社会科学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方式，是科学研究组织工作开展的重要前提。口述史或专访的重心逐渐从相对局限的历史视线转移到更加宽泛的人文场域，各个学科的前辈学人成为被专访的重点对象。

王老先生在我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工作期间，曾经长期和周作人老先生共事，在集体项目中常有机会向其请学。其中，每两周一次和钱老先生的谈话，成为他最珍视的回忆：从他的那些日常谈话中，我才稍稍窥探到我国学术科学研究人文深邃浩瀚的境界，才领悟到一些真切的艺术底蕴。（《半肖居讲义·〈对话〉的余思——记周作人老先生的闲谈风度》）在轻松愉快的对谈氛围中，讲者自是百无禁忌，听者也毋需正襟危坐，在宾主尽欢中享受思想流动的盛宴。遗憾的是，那些专访内容在浩劫中为老先生自行毁去，可重忆者寥寥。正如老先生所言，专访体自有其特殊的载体价值：因为有些东西呢，写该文时不好讲，比较私人化，还有些话呢无关宏旨，写进该文不合适，学术科学研究论文总不能太枝蔓，专访倒是一个好的形式，特别是一些有意义的细节能够写进去。编者按比起一般论文来说生动一些、活泼一些、随意一些，可能不经意间的谈话也能记录一些真正活的东西，不失为一个办法。（《编者按》·《〈甲子春秋〉与现代丫蕊》）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尽管老先生多次自谦未有做编者按的资质，在师友们的反复劝请之下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部宝贵的专访记录。

《文汇报》曾经报道过《周作人手稿集·中文讲义》出版发行一事，所取标题心得体会尽在讲义取舍和材料钩沉中甚得王老先生之意。在《编者按》中他就谈到，周作人老先生留下的学术科学研究著作形态各异，《管锥编》是成熟的学术科学研究札记，《容安馆札记》是经过初步编辑的半成品学术科学研究著作，《中文讲义》则是最原始的读书讲义。但是，这个最原始的素材，其价值并不亚于经过作者本人反刍、精心整理过的札记，原因就在于《手稿集》的形式是碎片式的，其内容及意义‘所指’是不确定的，‘能指’更是多意域、多向度。专访文字也是如此，虽然有相对聚焦的议题，但其发散性的、不拘一格的编排和发挥仍可带给读者常读常新的感受。

《周作人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8月版

对《周作人手稿集》学术科学研究价值的重视，和对专访形式和讲义文档的开放态度，其实都体现了老先生对现代文学科学研究及其载体形式的恒常关照。从在我国社科院现代文学科学研究所组织工作时期，直到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老先生都颇为关切我国古代该文学的科学研究。《历代文话》的编纂，限于收录于体例和可操作性，把收录于标准严格限定在专著和单独成卷的文评资料。但是，仍有相当多的该文学资料以零散的形式存在，散见于各类别集、讲义、书信、题跋、史书、方志之中，留待有心者的探访抉发。建构民族客观唯心主义的古代该文学，固然要在成卷成篇的集中论述中去找材料，但古代该文学的真实面相也很可能就含藏在那些隐秘的角落之中。周作人老先生的学问曾受到海外汉学家的质疑，被赞扬为不成系统、用词有模糊性。如今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对系统性的片面追求、能指和所指的绝对固化同样是一种应当警惕的理论迷思。事实上，钱老先生早已提及，‘片言只语’、‘鸡零狗碎的小东西’往往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半肖居讲义·周作人世界的人文阐释》）。碎片化的思考，非官方的文档，未尝不能激发出富有超越性的启迪。以经验感物、综合连类、互文隐喻为特点的我国传统整体性认识论和阐释学，适足以调和消弭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带来的一元标准和差异崇拜。

细细品读《编者按》中的文字，感受老先生亲切平易的口吻，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上。在老先生门下就读之际，他已是仰之弥高的学术科学研究偶像，未窥堂奥如我者难免心中惶惑，兼之惴惴不安。但在每一次课上，老先生都会用平等温和的方式和我们探讨他最近关心的学术科学研究议题，仔细倾听学生稚拙的意见，也从不讳言自己在推演论证方面亦会遭遇困顿，耐心指示初学门径，实属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老先生坐而论道的闲淡意态，松快而不失焦点的聊天风格，德蕴于中而光发于外，让每一位在座的听者都如沐春风，每一次都深切地感受到，威仪之中，闲语之外，莫非文也。